图：中国企业将工厂迁移到海外以获取稳定的外贸订单。图为长城汽车旗下电动汽车品牌欧拉好猫在泰国罗勇新能源汽车制造基地下线。

  近年“企业出海”赛道突然爆火，制造企业、游戏公司、网络公司纷纷向外闯，媒体机构与中介公司则为企业出海探路，提供境外投资考察服务。显然，企业出海的焦虑与需求正在井喷，甚至有人喊出“不出海，就出局”的口号。

  一是中国经济正在告别高增长，增量时代逐步转化为存量时代，内卷压力愈来愈大。中国为世界提供了30%多的产能，但只贡献了14%的消费。在国内需求不足和外贸条件紧缩的背景下，大量的产能需要出海。

  二是受中美关系转向、美对华加征关税、国际贸易条件紧缩的影响，中国企业将工厂迁移到海外以获取稳定的外贸订单。近些年，拜登政府推行友岸生产、近岸生产和供应链多元化，有意引导产业转移到印太地区和北美。一些大型跨国公司要求供应商必须在海外建立一个备选工厂。

  从主动策略的角度来讲，只有将部分产能转移到海外，才能保持稳定的贸易关系，并从中获取订单和先进的技术，一些国有企业也在悄悄地布局海外。如今，中国企业正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出海机遇和挑战。产业出海相当于在无人区里探索，需要直面国际竞争的挑战，适应投资国的营商环境、劳工关系、产业政策、法律规则和信贷市场。

  当然，中国企业也可借鉴日本企业的出海经验。历史上，日本企业有几次成功的出海经历。70年代，日本遭遇石油危机，日本企业将化工、钢铁等高耗能产业转移到新兴国家。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加剧，日本汽车企业将部分产能转移到北美。90年代之后，日本陷入漫长的大衰退，国内需求不足，日本企业纷纷走向海外，向新兴国家转移过剩产能，同时进入欧美市场“与狼共舞”。这也促使日本产业体系持续转型升级。

  如今，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绝大多数都是跨国公司，日本上市公司40%营业收入来自海外市场，市值前十大上市公司70%营收来自海外市场。日本大规模的公司的全球化产业链整合能力极强，善于整合欧美技术、日本资本、中国及新兴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同时实现全球化、多币种风险对冲。

  通常，大规模的公司最先感受到一个经济体增长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天花板，他们选择率先求变，向海外市场拓展空间，把产能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寻求成熟经济体予以对冲。美的、联想、海尔、吉利等大型制造企业是最早出海的一批企业，他们早在2008年前后就开始在新兴国家投资。近些年，大规模的公司出海的动力愈来愈强，从制造业逐步扩大到零售业、软件及互联网产业。

  中国企业出海具备两大利器：一是极强的产业链整合能力；二是发达的消费类应用。制造业企业出海和消费类互联网公司出海的优势比较大。软件与互联网公司出海，有面向新兴国家，也有面向欧美国家。比如，拼多多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Temu迅速扩张，推动中国很多小企业出海，将商品卖向美国市场。腾讯的微信、支付等应用大规模渗透到亚洲市场。目前腾讯旗下海外游戏收入占游戏总收入比重已达到30%左右。

  制造业企业出海的目的主要是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等亚洲新兴国家，以及北美的墨西哥。这些国家受益于中美关系转向的巨大红利，近些年发展势头强劲。越南最大的出口国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是中国。不少东南亚企业，包括一些中资背景的企业，大量从中国进口原材料和零配件，在当地加工组装后出口到欧美国家。

  不过，上述国家都不是成熟的经济体，产业网络不健全。越南的纺织服装产业链、电子产业链比较完整，迁往越南的中国企业以这两大产业为主，但是重工业落后，还无法生成汽车、起重机、机床等。墨西哥的汽车产业链比较健全，一些中国汽车企业以及零配件企业已布局墨西哥。

  所以，企业出海需要实地考察，认真分析营商环境、产业发展状况、政策配套、基础设施、土地租金、工人工资、工人效率以及税收成本。

  一位已将产业转移到越南胡志明市的服装工厂主算了一笔账：胡志明市的服装厂工人工资大约是中国深圳的50%，但劳动效率也只有50%。二者相抵，胡志明市的劳动成本没有优势。此外，胡志明市的土地价格也跟深圳差不多。但这位工厂主还是决定将产业转移到胡志明，原因有三：一是美国采购商削减了对深圳工厂的订单量，工厂迁移到越南后，订单量明显增加；二是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后，越南的关税比中国更低；三是越南的工人效率还有提升空间。

  美国政府正在密切关注中国企业出海形势，他们担心中国产能涌向全球，加剧当地企业竞争。特朗普早些时候放话，如果今年当选，他将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征收100%的关税，让中方“无法在美国销售这些汽车”。

  墨西哥是美国为数不多的近岸生产的贸易伙伴。根据《美墨加协定》的要求，在美国销售的汽车至少要有75%的汽车零部件来自北美地区，还要求汽车的钢铝材料中有70%也要来自北美地区。中国企业只能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市场，目前中国不少汽车零配件供应商已在墨西哥投产，并将产能输送给美国的特斯拉工厂。

  墨西哥在中美之间承担着桥梁作用，该国工厂大量向中国进口，加工组装后将产品出口到美国。根据联合国的商品贸易统计数据，中国在墨西哥商品进口中所占的比例，从2011年的14.9%上升到了2022年的19.6%。但是，中国对墨西哥国内消费总附加值的贡献仅为3%，说明中国向墨西哥提供的产品大部分用于再出口，而墨西哥最大的出口对象就是美国。

  中国在墨西哥投资要比亚洲新兴国家更加敏感。很多中资企业选择低调行事，并在海外注册公司后再投资墨西哥。据墨西哥经济秘书处统计，从2018年到2023年，中国在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金额为23亿美元。根据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Enrique Dussel-Peters）的计算，如果追溯投资的原始来源，这个数字应约为100亿美元。

  除此之外，中国软件和互联网平台出海还可能引起美国的警惕。据外媒报道，美国将出手打击跨境电子商务平台Temu和Shein。按照美国的法律，从国外直接邮寄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毋须缴纳关税。近年来，Temu和Shein平台上的很多包裹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进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加大该类包裹的审查力度。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共和党和都将在中美贸易问题上做“文章”。笔者预计，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都存在被技术制裁的风险，消费类互联网应用和跨境电子商务亦将成为重点关注领域。不过，大部分出海的产业都不会遇到美国的“围追堵截”。

  中国企业出海有被动的因素，但更应积极看待和应对。当前处于全球贸易版图大变局时期，过去的全球化秩序遭受挑战，新的秩序正在形成，中国企业要参与到新的秩序构建和新的产业链分工之中。

  当今世界的贸易，70%是中间品，30%是制成品，大多数商品不是由一个国家来完成，而是需要许多国家、许多企业一起来完成。

  出海不等于出口，出口是商品出口，出海是产业出海，企业家去海外投资与生产，需要雇用当地的工人，在他国贷款融资，可能在另一个国家销售和提供服务。

  中国企业出海以新的方式融入全球产业链中，整合其他几个国家的资本、劳动力、土地、信息、技术等资源，实现全球化经营。日本产业出海的一个成功经验是，通过全球产业链整合把产品性价比做到极致，同时实现多经济体、多币种的风险对冲。

  中国企业出海可能是全球产业链的一次重组。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是机遇也是挑战。这次产业出海无疑将推动中国一批企业走向国际。中国企业要把握市场先机，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国际规则，适应本土文化。